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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思想坦克》傅榆的创作初衷《我们的青春,在台湾》


2020-06-10


《思想坦克》傅榆的创作初衷《我们的青春,在台湾》

本文作者为傅榆,原文标题:《我们的青春,在台湾》的创作初衷,由思想坦克授权转载。

《我们的青春,在台湾》这部纪录片,我总共製作了七年。然而,它似乎还是一部容易引发争议和误会的纪录片。这或许有很多原因,我希望透过这篇文章,能让多一点人理解我的初衷,进而愿意给这部片多一点机会。

这是一部关于「社会运动」的片子,尤其很大一部份关于「太阳花运动」。

我想说的是,我接触社会运动的时间点非常晚,在刚开始拍这部片的时候,我还是一个想要尝试透过纪录片,去探索「社会运动」是否有其必要性的人。那个时候,我找了不同政治倾向的年轻人,政治光谱含括蓝、绿、统、独、左、右,甚至来自台湾、中国和香港,他们每个人都很不一样,包括我。

只是,有的人认为这种改革应该从体制内做就够了,而有些人认为不够,必须加上体制外的社会运动才有可能造成真正的改变。

针对体制内外的改革,我和他们进行过不只一次的讨论,但讨论越久,我发现我对这个问题其实越来越没有兴趣。因为在我心中,这始终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,而是有没有意愿去理解和自己不同群体的问题。当我同时去理解这两种群体,我开始越来越不会想去否定他们所尝试付出的任何努力,尤其是当时比较不被理解的体制外抗争。

2012 年底开始,有越来越多人像我一样,因为「反媒体垄断」的议题,开始对社会运动越来越好奇,当时,愿意去理解社会运动的年轻人变多了,在各个大专院校里面,出现了越来越多关注社会议题的社团。在年轻人里面,站在体制内改革的立场,且完全不认同体制外抗争的人,比例越来越小。至少在我接触的这群年轻人里面是这样的。这让当时的我觉得似乎找到了一个努力的方向,认为社会运动,有可能改变我们不满的社会,我也开始对台湾政治的未来产生期待和希望。

《思想坦克》傅榆的创作初衷《我们的青春,在台湾》

这部片的主角有三位,一位是在太阳花运动之后广为人知的运动领袖—陈为廷,另一位是第一届来台就读学位的中国学生—蔡博艺,因为她出了一本书描述自己对台湾的看法,而变成了一位畅销作家。还有一个角色其实是我自己,从一个对社会运动充满期待的纪录片作者的眼光,看着这两位主角在这两岸政治局势充满动荡的时代之下,起起伏伏的青春时光。他们一个是台湾人,一个来自中国,只是两个人都正好在那段时间,参与了一连串的社会运动。

跟拍他们,我得以理解当时台湾正火红的两种运动:一种是蔡博艺参与较多,比较有明显受害者的土地运动,而另一种是陈为廷参与较多,比较针对「中国因素」的反媒体垄断运动,还有后来的太阳花运动。拍这部片,我经常不被理解的是,为什幺想要探索台湾的社会运动,需要从一个中国学生的视角出发?因为这样的角度,我有时会被认为可能是一个「大中华主义者」,或是个「统派」,儘管我不是。

会想不仅只从台湾的观点,而加上中国学生的观点看社会运动,原因其实很简单,那是源自于很单纯的好奇。当台湾社会运动开始风起云涌的时候,也正是这些中国学生刚要开始熟悉台湾社会的时候。我好奇的是,明明有些运动针对「中国因素」,为什幺在运动现场,还是有中国学生愿意参与?而这个中国学生就是蔡博艺。

我之前接触过的中国学生,几乎是不愿意碰台湾政治的,那是他们的潜规则。而蔡博艺却打破了我既有的想像。在那之后,我对她越来越好奇,我想为我的这种好奇心,找到一个理由,找到一个「身为台湾人,却还想去关心中国人处境」的理由。那时我读了一本书,叫做《第三种中国想像》,在这里面,我感觉自己似乎找到了同伴。

原来,不只我一个人这样看台湾与中国之间—我们都不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,我们都希望台湾是一个独立的个体,但是,我们有没有可能不那幺仇视中国人?无论是我,或这本书的初衷,都源自当时中国、香港与台湾之间逐渐形成一种趋势:享有共同利益的政商集团越趋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繫,形成了一股跨海峡的、有可能箝制台港民主自由的势力。而一种最美好的想像是,如果我们想要抵抗这样的力量,是否有可能在尊重彼此独立的前提之下,同样加强中、港、台之间,人民力量的连结?

儘管当时这样的初衷,在这七年的过程之中,不仅在台湾社会,或是我自己的内心,都面临了重大的挑战。而这些都会在片子里一一呈现,供观众检视与讨论。但自始至终,即使到了今天我依然相信,长远来看,这还是一个可以努力的目标。即便这个目标,在这个当下看来已经像是癡人说梦。尤其是在 318 太阳花运动过后的四年之间,台湾社会内外皆经历了许多令人沮丧的变动,使得某种难以言说的无力感在许多人心中发酵。

《思想坦克》傅榆的创作初衷《我们的青春,在台湾》

对外,中国言论尺度日益紧缩,香港在雨伞运动之后多人入狱或被褫夺选举权利,甚至连身为台湾人的李明哲,都因为怀有互相串连的理念,而被中国政府逮捕判刑;对内,社会运动的动能移转至选举,然而在政党轮替之后,许多人却也纷纷因为在野党上台后的改革不如预期而失望,甚至,原本看似同有改革理念的候选人及其支持者,也因「中国因素」延伸出的问题,而逐渐壁垒分明。

在这样浑沌不明的政治气氛中,越来越多当初曾经期待社会运动的年轻人,逐渐不再相信,这些令人不满的一切,是有可能改变的。还不到五年,3 月 18 日,已经逐渐变成不再具代表性的日子。这种时候,再回过头看这部关于那场运动的纪录片,还有什幺意义吗?

这是先前站在台北电影节颁奖典礼的舞台上,我最想说的一句话。正是因为做了这部片,我才有机会发现自己在参与社会运动后期的失落感,原来是来自当时所遗留下的莫名伤口,进而尝试将它癒合。所以希望能有更多和我一样失落的人,一起尝试回看这段过去,这段或许过于天真但却如此美好的青春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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